荷兰有一句古老谚语精准地描绘了这一个国家的特性：“上帝创造了世界，荷兰人创造了荷兰。”
这句线年得到了最具体的印证。当年，荷兰王国并非通过重新划分既有版图，更非诉诸武力扩张，而是凭借着令人惊叹的水利工程技艺，宣布了其第十二个省份——弗莱福兰省的诞生。这片全新省份完全是从昔日波涛汹涌的水域中“夺取”而来，是荷兰人围海造陆的辉煌成果。
需要指出的是，荷兰的正式国名在荷兰语是Nederland（尼德兰），在英语里是The Netherlands（通常是复数形式出现），而“荷兰Holland是荷兰王国的重要部分，甚至能够说是核心部分。因为在荷兰王国有十二个省份，其中两个拥有“荷兰”名称的省份是人口最多和经济最富裕的省份——首都阿姆斯特丹所在的北荷兰省，以及鹿特丹和海牙所在的南荷兰省。
荷兰政府近年来（比如2019年启动的品牌重塑计划）推动在国际上使用“The Netherlands”而非“Holland”，主要是为了统一国家形象，避免“Holland”只代表北荷兰和南荷兰两个省份的局限性，同时突出整个国家的多样性。然而，荷兰政府对中文世界并没有此要求，很可能是“荷”与“兰”在中文世界是非常有诗意和美好的字词，“荷兰”是最美丽的国名之一。
荷兰地处欧洲大陆西北边缘，东北部与德国接壤，南部与比利时为邻，西、北两面则濒临狂野不羁的北海，拥有长达451公里的海岸线。更为关键的是，这里是欧洲三条主要河流——莱茵河、默兹河与斯海尔德河入海的交汇之地。
荷兰的正式国名Nederland（尼德兰）就是“低地国家”的意思。荷兰地形最突出的特点是低平，国土面积的一半海拔低于1米，四分之一的国土甚至低于海平面，全国最高点是位于国家最东南角的法尔斯山，海拔321米。
荷兰西北面的北海位于盛行西风带，是著名的狂暴之海。这使得荷兰直面北海的狂风和怒涛。这种独特的地理格局，使得荷兰自古以来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地势低洼的“集水盆”，不仅要承受来自北海的风暴潮侵袭，还要应对内陆河流水位上涨带来的洪涝威胁。
因此，与水抗争，与海争地，并从中寻求生存与发展之道，成为了荷兰民族基因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荷兰人及其先民与北海的较量，是一部持续了两千多年的不屈史诗。考古证据显示，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弗里斯兰人便开始在这片湿润的土地上定居。面对周期性的洪水威胁，他们创造性地发明了一种被称为“特彭”或“维尔登”的人造土丘。
这些土丘由泥土、黏土堆积而成，高度足以让房屋乃至整个村庄在洪水来临时保持干燥。这是一种原始却极其有效的适应性策略。时至今日，在荷兰北部，尤其是弗里斯兰省和格罗宁根省，仍能找到大约一千处这样的古代土丘遗址，它们是先民智慧与坚韧的无声见证。
与此同时，小规模的堤坝也慢慢的出现。这些早期的堤防多是就地取材，利用泥土、海草、芦苇等天然材料堆砌而成，高度通常仅在70厘米左右。它们的功能有限，大多数都用在保护小片农田或定居点免受局部、轻微洪水的侵扰。然而，面对北海真正的洪水，这些原始的防御体系显得脆弱不堪。
历史无情地证明了早期防御的局限性。公元1287年12月14日，一场灾难性的风暴潮席卷了荷兰沿海地区，史称“圣卢西亚洪水”。这场风暴潮的威力远超当时的土丘和堤坝所能承受的极限，汹涌的海水冲垮了防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淹没了大片土地。据估计，超过五万人在这场浩劫中丧生，使其成为欧洲历史上最致命的自然灾害之一。
圣卢西亚洪水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受伤或死亡和财产损失，更在地理上重塑了荷兰的版图——洪水深深侵入内陆，将原有的淡水湖泊“弗莱沃湖”撕裂、扩大，并与北海连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咸水内海，即后来被称为“须德海”（意为“南海”）的海湾。
圣卢西亚洪水的惨痛教训，以及须德海形成后带来的持续威胁，激发了荷兰人更大规模、更有组织的围海造陆行动。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荷兰人开始系统性地向须德海及其他内陆水域“宣战”。他们修建更为坚固、规模更大的堤坝，将水域圈围起来。一旦堤坝合拢，下一步就是排除圈内积水，将水底的土地暴露出来，使其变得适宜耕种或居住。这种通过筑堤排水从水域中开垦出来的土地，被称为“圩田”。
为了将圩田中的水排出并维持其干燥，复杂的运河网络和排水系统应运而生。起初，排水可能依赖人力或畜力驱动的简单提水装置。自13世纪起，一项革命性的技术被引入并大范围的应用于圩田排水——风车。高耸的风车利用风力驱动巨大的水车或螺旋泵，日夜不息地将圩田内渗透进来的雨水和地下水抽到地势较高的运河或外围水域中。
这些矗立在平坦大地上的风车，不仅是高效的排水工具，更成为了荷兰乡村最具标志性的景观，象征着荷兰人利用自然力量改造自然的智慧。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如今绝大多数风车的排水功能已被更高效、更可靠的电力或柴油驱动的水泵站所取代，但风车作为文化符号的意义依然深远，荷兰也赢得了“风车之国”的美誉。
尽管圩田技术持续不断的发展，但广阔的须德海依然是荷兰的心腹大患，其风暴潮时常威胁着周边地区。191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潮再次袭击了须德海沿岸，造成了严重的洪灾和损失。这次事件成为了推动一项史无前例工程——须德海工程。
早在19世纪末，富有远见的荷兰工程师科内利斯·莱利已构思出填埋须德海的工程，其主要目标有二：一是通过修建一条巨大的拦海大坝将须德海与北海彻底隔开，消除海水入侵的威胁；二是逐步排干新形成的淡水湖的部分区域，开垦出大片新的圩田。
经过多年的规划、辩论和准备，工程的关键部分——阿夫斯鲁特大堤（意为“封闭大堤”）于1927年动工。在波涛汹涌的海水中，工人们利用沉箱、黏土、砂石和玄武岩块，逐步构筑起一道全长32公里、高出海平面7米以上的雄伟大堤。1932年5月28日，随着最后一个缺口的合拢，咆哮的须德海终于被驯服，与北海永久分离，须德海随后逐渐转化为一个巨大的淡水湖——艾瑟尔湖。这条大堤不仅是防洪屏障，也承载着重要的公路交通，至今仍是荷兰水利工程的象征。
阿夫斯鲁特大堤建成后，荷兰人并未停歇，随即开始了在艾瑟尔湖内大规模开垦圩田的计划。按照规划，先后有四个主要的圩田被逐步开垦出来：维林格尔梅尔圩田（实际上在大堤完工前已部分完成）、东北圩田、东弗莱福兰圩田和南弗莱福兰圩田。这些新土地经过精心规划，不仅发展农业，也建设了新的城镇和基础设施。
就在须德海工程稳步推进，荷兰人似乎已经掌握了治水主动权之时，一场更为惨烈的灾难在等待着他们。1953年1月31日晚至2月1日凌晨，一场罕见的西北风暴与天文大潮（春潮）在北海叠加，形成了威力惊人的风暴潮。巨浪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冲击着荷兰西南部泽兰省、南荷兰省和北布拉班特省的海岸堤防。许多堤坝的设计标准无法抵御如此极端的天气事件，海水漫过甚至冲垮了数百处堤防。
冰冷的海水在夜幕的掩护下，迅速涌入地势低洼的村庄和城镇，无数居民在睡梦中被洪水吞噬。这场被称为“北海洪水”最后导致超过1800人罹难，7万多人被迫紧急疏散，数十万头牲畜死亡，近5万座建筑物被毁或严重破损毁坏，经济损失极其惨重。整个国家陷入深深的震惊和悲痛之中。
1953年的水灾成为荷兰水利史上一个痛苦的转折点。血的代价警示荷兰人，现有的防洪体系，即使包括了须德海工程，仍不足以应对极端自然事件的挑战。痛定思痛，荷兰政府迅速成立了“三角洲委员会”，负责研究制定一套全新的、可提供前所未有安全水平的防洪策略。
基于委员会的建议，荷兰议会于1958年通过了《三角洲法案》，授权启动一项规模空前、技术复杂的综合性防洪工程——三角洲工程。该工程的核心目标是大幅度缩短荷兰西南部暴露在北海前的海岸线长度，通过修建一系列水坝、风暴潮屏障、水闸、船闸等设施，封闭或半封闭莱茵河、默兹河、斯海尔德河的各个入海口，将防御重心从内陆数千公里的河堤、海堤转移到少数几个关键的、能够抵御极端风暴潮的屏障上。
三角洲工程历时近半个世纪，耗资巨大，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之一。其中包含了多项举世闻名的杰作：
这是三角洲工程中最长、最复杂的结构。为保护东斯海尔德河口独特的潮汐生态系统，屏障并未完全封闭河口，而是设计为一道在一般的情况下开启、允许潮水进出，仅在预测到危险风暴潮时才关闭的巨大活动闸门系统。
位于鹿特丹新航道入口处，是世界上最大的可移动屏障之一。它由两扇巨大的弧形闸门组成，平时停靠在岸边的干坞中，当风暴潮威胁逼近时，干坞注水，闸门漂浮并旋转到航道中央闭合，保护欧洲第一大港鹿特丹及其腹地。
这座大坝设有巨大的泄水闸，用于调节莱茵河和默兹河的入海流量，兼具防洪和淡水管理功能。
此外，还包括菲尔瑟加特大坝、泽里克泽大桥等众多子项目。鉴于三角洲工程体系的复杂性、创新性和宏大规模，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将其评选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与巴拿马运河、英吉利海峡隧道等齐名。
随着三角洲工程在西南部筑起坚固的防线，艾瑟尔湖内的圩田开垦工作也在继续。东弗莱福兰和南弗莱福兰这两个最大的圩田相继完成排水和土地熟化。这些从湖水中诞生的新土地，与早先的东北圩田和维林格尔梅尔圩田（后者行政上划归北荷兰省）一起，构成了一片广袤的人造陆地。1986年1月1日，这片凝聚了荷兰人数十年心血的土地被正式整合，设立为荷兰第十二个省份——弗莱福兰省。省会设在莱利斯塔德，以纪念须德海工程的总设计师科内利斯·莱利。
弗莱福兰省的建立，不仅是荷兰国土面积的实际增加，更是荷兰人“创造”自己国家能力的最好证明。这片土地从零开始规划，拥有现代化的农业区、新兴的城市、以及重要的自然保护区。
时至今日，荷兰陆地面积4.22万平方公里，有27%的国土面积低于平均海平面，平均海拔仅为11米。这个总人口1700万的国度里，超过60%的人口生活在低洼地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海拔最低的国家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若没有持续不断的堤防维护、水泵运行和水位管理，荷兰大部分地区都将面临洪水的严重威胁。
由须德海工程和三角洲工程等构筑起来的庞大、复杂的防洪体系，是荷兰国家安全的基石。然而，这些伟大的成就并非一劳永逸。进入21世纪，荷兰面临着新的、更为严峻的挑战：
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加速上升，增加了风暴潮的风险和对现有堤防的压力。同时，极端降雨事件增多，也给内陆河流的防洪带来更大挑战。
荷兰西部和北部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历史悠远长久的圩田，由于地下水位被人为降低以利于农业和城市发展，导致泥炭土氧化、压缩，地面正在缓慢下沉，进一步加剧了洪水风险。部分地区的天然气开采也加剧了沉降问题。
许多堤坝、水闸和泵站已运行数十年，需要持续投入巨资来维护、升级甚至替换，以确保其功能完好。
大规模水利工程在提供安全的同时，也改变了河流、河口的自然生态。如何在保障安全与保护、恢复生态环境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持续的课题。
面对这些挑战，荷兰并未止步于过去的成就。他们正在积极探索和实施新的适应性策略。例如，“还地于河”计划，不再是一味地加高加固堤坝，而是通过拓宽河道、降低洪泛区、开挖分洪通道等方式，为河流提供更多的空间来容纳洪水，以此来降低洪峰水位。这种理念体现了从“对抗水”到“与水共存”的思维转变。
与水搏斗和与水共生是荷兰历史的一部分。从远古的土丘村落，到中世纪的风车圩田，再到现代宏伟的须德海工程和三角洲工程，荷兰人用超凡的智慧、惊人的毅力和持续不断的创新从咆哮的水域中“创造”出宝贵的生存空间和繁荣的家园。
然而，这场人与自然的对话和互动远未结束。荷兰人正在以务实和创新的精神，继续书写着水之国度的生存与创造的传奇，塑造和守护着他们的国家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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